长久以来，西方学界对中国古代政治的片面评判，与近代中国知识界的自我否定，共同构筑起一道遮蔽历史的迷雾。重返大唐法治现场，细读一桩桩唐案、一条条唐律，我们得以拨开“专制”迷思，看见中华法治文明真正的历史底色。
打破中国古代政治“专制说”
中国古代政治，长期被部分西方学者贴上“专制黑暗、没有法治、只讲人治”的标签。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，作为首个将古代中国定性为专制政体的西方学者，在《论法的精神》中认为：“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，它的原则是恐怖。”
近代中国，两次鸦片战争、中法战争的连续重击，尤其是甲午战败与八国联军侵华的强烈刺激，让晚清知识界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与文化焦虑；西方学者制造、经由日本学者转销的“中国专制说”乘虚而入，成为沉浸在失败情绪中、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中国近代学者批判时政和传统的理论武器。
1901年6月10日，《国民报》刊发《说国民》一文，断言“秦汉以来，中国人之屈服于专制者，二千年于兹矣”。梁启超在《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》《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》等文中，沿用孟德斯鸠的政体理论，将专制政体视为“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总根源”，将专制归结为中国近代贫穷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。此后，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，都接受了中国古代政治乃专制体制、皇帝为独裁皇帝的论断，并逐渐固化为一种通行历史认知。这一观点长期影响国人对传统政治的判断，不仅扭曲了中国历史的真实面貌，也在无形中迎合了西方意识形态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曲解。
今天的我们，不能继续将这一错误观点奉为圭臬，而把中国古代历史中优秀的法治传统弃如敝屣。正如历史学家侯旭东先生在《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》一文中所言，“现在亟须摘掉（中国古代专制说）这类先入为主的‘有色眼镜’……逐步提炼和概括出关于中国政体、皇帝与官吏的认识。”
从“唐律”看中国古代法治成就
盛唐上承魏晋南北朝与隋代制度精华，下启宋元明清基本格局，是中国古代社会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转折期。唐律，正是盛唐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在法治层面的集中反映，也是中国古代社会转折进程中各项变化和探索的法律体现。唐律植根于中华法系优秀文化的深厚土壤，又具有典型的世界意义，对亚洲各国古代法典产生了深远影响，陈寅恪先生称其“成为二千年来东亚刑律之准则”。唐律之于亚洲法制史，地位堪比罗马法之于欧洲法制史，奠定了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的重要地位。
唐朝的立法成就，首先体现在高度成熟的立法技术与严谨的立法程序。《唐律疏议》作为中国现存第一部结构完整、内容完备的古代法典，由朝廷重臣统筹、司法官执笔、中央与地方官员共同参与，兼顾朝堂治理与民间秩序，堪称古代立法模式的典范，对今天的立法工作无疑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。
更具法治意义的是，唐代形成了对皇权决策进行法律审核的封驳制度，对皇帝诏书进行合法性审查，从制度上避免决策恣意。这种君臣共治模式和政治制度成为中国古代的标杆，也为后世王朝树立了政治文明的典范。
唐太宗因错杀大理丞张蕴古，痛定思痛完善死刑复奏制度，用制度约束君主权力，避免君主因个人喜怒干预司法，呈现出高度的政治理性与法治自觉。唐太宗在处理长孙无忌带刀入宫案时，明确宣告：“法者，非朕一人之法，乃天下之法。”这一宣言，成为唐代法治精神的核心表达。
唐代政局复杂，宫廷政变频繁，权力斗争激烈，陈寅恪曾指出“唐代皇位之继承常不固定，当新旧君主接续之交往往有宫廷革命”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法律常被卷入政治漩涡，而唐代法官群体以坚守律法的行动，为宫廷政变的洪流筑起了一道法治堤坝，划出了不可逾越的法治底线。面对皇权与权贵的压力，孙伏伽、戴胄、狄仁杰、徐有功等一批法官直言“臣是法官，只知有法”，顶住政治干预，坚守司法独立与法律尊严。
中华法治文明的当代启示
中国古代法治传统与西方最大的区别，在于法治从来不是简单地把法律条文运用到具体案件中，而是通过法治的力量润物无声地助推政治转型、调解天理人情等社会关系。
唐代法治最具中华文明特色之处，在于对天理、国法、人情的平衡融合，形成了“以礼入法、礼法结合”的中华法系精髓。清代纪昀在《四库全书总目·唐律疏议提要》中评价：“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，得古今之平。”从唐太宗“四百死囚来归狱”的诚信实践，到崔仁师审慎平反谋反大案；从唐临允许囚犯返乡春耕的悯民仁心，到张文瓘以公正感动罪囚的司法温度，再到陈子昂、韩愈、柳宗元等人在“儿女复仇”“亲伦诉讼”中的法理辨析，都体现出唐代司法是兼顾天理、国法、伦理与民情的综合多治理。这些也都显示了唐朝法治在中华法系发展历史进程中的示范意义。
以唐观史，我们更应清醒：我们不能因为西方的歪曲和自身曾经的曲折就否定历史的真实。今天的我们，既要破除西方话语霸权带来的历史偏见，也要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法治文化的精华，汲取营养，择善而用，并在新的历史时期将其发扬光大。
（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、文史作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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